顾恺之《洛神赋图》 局部(宋摹) 故宫博物院藏
刘工
《洛神赋图》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(348—409)的绘画作品。原作已佚,今存有宋代摹本五卷,绢本设色,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、台北故宫博物院、辽宁省博物馆和美国弗里尔美术馆等处。全卷纵27.1厘米,横572.8厘米。
据《晋书·文苑》载:“顾恺之,字长康,晋陵无锡(今江苏无锡)人也。父悦之,尚书左丞。恺之博学有才气。”顾氏,江南望族,士族阶层。他的父亲顾悦之、祖父顾毗,以及曾祖父等,都是当时朝廷的高官。其父顾悦之为官较为耿直义行,虽历任扬州别驾、尚书右丞,但在仕途中也被废过庶人。另据《晋书·顾恺之传》中评价:“恺之有三绝:才绝、画绝、痴绝。”所谓才绝,是赞赏他的博学有才气,工诗赋、书法,尤善绘画等;画绝,特指他精于绘制人像、佛像、禽兽、山水等;痴绝,是敬佩他不合流俗的人格精神。据此认为,顾恺之的“才绝、画绝、痴绝”则是他的绘画天赋与精神所在,其“三绝”之和,自然造就了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的绘画思想。他著有《论画》《魏晋胜流画赞》《画云台山记》等著作。其中,顾恺之提出的“迁想妙得”与“以形写神”等绘画论点,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。
论其“画绝”,顾恺之的确是一位天才画家。当年,顾恺之20岁左右,其父顾悦之在朝中任尚书左丞,家住江宁(今南京)瓦棺寺附近,正巧时逢瓦棺寺劝募建院。为此,顾恺之为瓦棺寺建院募捐,绘制维摩诘像壁画,由此一举成名。唐代画家张彦远的《历代名画记》引《京师寺记》载:“兴宁中,瓦棺寺初置,僧众设会请请朝贤鸣刹注疏……长康(顾恺之)曰:宜备一壁,遂闭户往来一月余日,所画维摩诘一躯,工毕将欲点眸子……及开户,光照一寺,施者填咽,俄而得百万钱。”显而易见,顾恺之是一个早熟的画家。
显然,顾恺之在绘制瓦棺寺壁画之前,他的绘画天赋早已具备,否则也轮不上他绘制维摩诘像壁画。当然,顾恺之的天赋也得到贵人相助,特别是他勤于为政治名人画像,为他在日后的艺术成就上奠定了基础。其中,东晋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谢安对他十分赏识,称赞他的绘画为“苍生以来,未之有也”。这一点,我们从散见于唐宋时期的文字记载中,他为政治名人画像的画迹甚多。如《司马宣王像》《谢安像》《桓温像》等。据此可见,顾恺之最擅长的是绘制人物像,而且都是为政治名人画像。从这一点来认识,顾恺之在官场社会中的活动能力非单纯画家能比。
值得一提的是,纵观顾恺之在人物画上的线条技巧,其线条圆转,后人称之为“春蚕吐丝”,或叫“高古游丝描”。此法线条气息古朴,具有篆书因形立意、体正势圆的古意。这种线条既能传神地勾勒出所绘人物的形象特征,同时又恰到好处地表现人物的内在性情,印证了“书画同源”之说。除此,顾恺之的诗词、歌赋也很优美。可惜他所著《恺之文集》早已失传,留下来的文字极少。
不言而喻,具有如此的诗文写形的才华,加之他最擅长的人物画,所以在《洛神赋图》的绘画语言上,他极富想象又完美地传达了原赋的思想境界,让欣赏者真切地感受到原作所传达的思想。在《洛神赋图》中,我们一是看到了悲情的人神有别的眷情;二是借“洛神”赋予了诗人与画家的精神寄托,具有失落无限的情愫;三是借赋而“迁想妙得”的托意,用“以形写神”表达了画家对《洛神赋》的理解与再现,流露出画中人物若往若还的矛盾心情。特别是画上的奇异神兽,不仅具有强烈的神话气氛,而且还带有中国古典的浪漫主义色彩。这是顾恺之用文学性来绘制《洛神赋图》的意义所在。
据记载,顾恺之出身行伍,但他从20岁左右到50岁后,他的仕途并不顺利,一直在军中任参军,未得升迁。事实上,作为封建时代的画家,顾恺之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画家,他类似于今天的军中文职,或是为政客服务的画家。庆幸的是,他的艺术生命是天赋大于才智,故而在官场上不合流俗,才获得“痴绝”之名。在东晋时代的政治动荡中,大大小小的战争几乎是天天在打。然而,顾恺之作为军中文职画家,既能屡次改换门庭,且也安然无恙,这说明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倾向的画匠,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抱负的军旅画家。极为矛盾的是,顾恺之除了热衷于为政治名人画像,他最为快乐的提出“迁想妙得”的作画思想,这种发挥自身绘画天赋,用于讨好政客名流的精神状态,印证了中国专职画家缺失纯正的艺术思想。因为顾恺之有常人没有的“痴绝”性格,所以“痴绝”充实了他在“才绝”和“画绝”方面的才智。为此,顾恺之的绘画天赋在深受政客器重的同时,他能屡换门庭则是他附庸时代的所在。
无可争辩,鉴于曹植《洛神赋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,顾恺之绘制《洛神赋图》一定是有他借赋作图的意义。但是,这种意义也不会具有什么政治意义,唯一的是他在绘制政治名人像的同时,他也时常产生无奈之举。故而,我们从他留存下来的画迹目录中,也看到了他对绘制女人题材的兴趣。如《阿谷处女扇图》《列女仙》《三天女图》《贵阳王美女图》等。这些有关女人题材的绘画作品,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顾恺之的绘画情由也不乏俗世。
也许,正是《洛神赋》中人神情缘故事的美丽与伤情,给了顾恺之绘制《洛神赋图》的缘由;也正是《洛神赋》的悲情故事与曹植的抑郁性,为顾恺之绘制《洛神赋图》提供了一种随情的共鸣。